我心中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浙江省第一批45名援藏干部之一，父亲是最年轻的一个。回到家乡后，援藏干部们心里始终牵挂着“第二故乡”，他们通过微信群，平时相互问候，分享西藏的相关信息。

去年，父亲接到市委组织部的电话，通知他去领援藏30周年纪念徽章。我端详了一番，徽章精致气派，还配有一条折叠整齐的绶带。我小心取出，将它挂在父亲胸前，调侃他像二战老兵，父亲听后哈哈大笑。这温馨的场景，瞬间将我们一家子的思绪带回到30年前……

在父亲援藏的三年里，父亲这个角色无疑是缺失的。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父亲穿戴整齐，狭小的乡政府大院被送行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还有媒体现场采访。那时候我只有三岁，被母亲抱在怀里，懵然无知地看着这一切，父亲亲了亲我后转身离去，就像平时去上班一样。我一点都没有哭闹，反而很好奇为什么今天如此热闹，为什么大家都投来关切的目光，还拍拍我的肩膀。

过了两天，见不到爸爸的我开始哭闹，不肯吃饭。母亲哄我说：“爸爸临走之前不是跟你‘约法三章’要好好吃饭，回来检查你长没长高，你不是答应爸爸了吗？”

我哭着点点头，接着反问：“三天都到了，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年幼的我根本没有时间的概念，把三天当成了三年，觉得三天到了爸爸就该回来了。

“等你长高了爸爸就回来了。”母亲只好这样说，要是长高了，还要写信向爸爸汇报呢！

其实我知道母亲也思念父亲。父亲临走时有几双鞋子放在鞋架上，母亲想父亲的时候就会去擦鞋子，想着父亲回来就可以穿，鞋子被擦了一遍又一遍。

从那以后，我似乎长大了许多，每次吃饭都很主动，吃好饭自己出去玩，和小伙伴玩捉迷藏，在小树林里爬坡，或者跟一只名叫“扭扭”的白色小狗对话。回家后也不敢随便提“想爸爸”，怕母亲听了难过。

过了一年，我跟着母亲一起进城，搬到县政府一幢干部宿舍居住。白墙上被我密密麻麻画满“全家福”。我想吃披萨的时候，就画爸爸陪我吃披萨；我想坐碰碰车的时候，就画爸爸陪我坐碰碰车；我想爸爸陪我写作业的时候，我就把老师奖励的大红花贴在爸爸的手背上。想到什么画什么，墙上全是爸爸，只有我自己能够看懂，那是我思念爸爸到极致时的一种宣泄。

就这样，墙上的“爸爸”陪我安然入睡，陪我度过每一天。

第二年的秋季，阳光照射到大院里那棵粗壮的梧桐树上，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我趴在窗口，看着那卷曲成蝴蝶状宽大的叶子，在秋风里旋转、坠落，像一个个有灵魂的精灵，在天地间优雅地舞蹈。

日子像老树扎根原地，在年轮里慢慢打磨，肆意蔓延着绵长的愁绪。

“囡囡，爸爸回来了！”我回过头看到一位头戴毡帽、头发长长、又黑又瘦的“叔叔”伫立在门口。这与脑海中的爸爸完全不一样。

母亲提着父亲带回来的包裹跟在身后，提醒父亲赶快摘下头上的帽子。当父亲蹲下身来抱我的时候，我才意识到爸爸回来了。这突如其来的幸福顷刻间将我淹没，我甚至没来得及喊出“爸爸”就大哭起来……

父亲回来后，我的性格开始变得开朗、外向。当时父亲经常带着我参加各种活动，我总要展示才艺吸引大家的目光，一会儿要表演倒立，一会儿要表演唱歌，一会儿要表演翻跟斗，逗得边上的人捧腹大笑。只要有人起哄我就唱，边上有人鼓掌我就更起劲了。

有一次父亲带着我去单位，走开才五分钟，我就爬到他对面同事的桌上，从一张桌子跳到另一张，玩得不亦乐乎。

我的“丰功伟绩”在父亲单位里广为流传，最著名的当属“冲击会场事件”。

父亲援藏期间，孤独与思念仿佛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共生共融，一度压抑着我稚嫩的心灵，逼着我寻求情感上的转移与共鸣，选择在大自然里尽情释放；对亲人的渴望，只能通过想象来化解，指引我在梦里编织出各种美丽的童话。之后，父亲改变了教育理念，再也不压抑我的天性，也不反对我和小伙伴们玩耍，属羊的我，像一只真正的小山羊在山坡上肆意奔跑，十分欢脱。

小学二年级那会儿我非常调皮，经常藏在床底下、柜子里，和家人玩捉迷藏。

那天，我又躲到床底下，准备给下班回来的父母一个惊喜，结果意外发现床底下放着一个包裹，里面有几封信。我取出摆放在最上面的一封，打开一看，只是看到信件的开头赫然地写着“阿爸”两个字，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信笺上的字迹工工整整，夹杂着我看不懂的文字，但我能感受到里面饱含炙热的情感，这让我无比惊讶，同时也有些吃醋。

“爸爸除了我，难道还有别的宝贝？”这是我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想到这里，我慌忙寻找母亲，边哭边告诉她信件的事。母亲起初大惊，当她看完信后反而哈哈大笑。她解释，给爸爸写信的是在西藏读初中的藏族哥哥格桑——爸爸资助的贫困生，这封信是格桑哥哥给爸爸看他的学习成绩单的。

原来，当时西藏的学校条件比较差。可是，孩子才是西藏的未来，教育才能改变落后啊！为此，援藏干部回来后，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资助贫困孩子读书。援藏干部约定拿出自己的一部分工资资助藏族孩子上学，直到学业结束。当时他们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几百块，来回寄一个包裹得花费上百元。值得一提的是，父亲说，援藏干部的家属们都很支持，孩子们也很争气。

父亲说，藏族孩子从小就被赋予了一定的家庭责任，他们帮助家里做家务，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还要参与各种劳动。相比于他们，我就幸福多了，家里不愁吃穿，还上了当地知名学校。想到这里我就释然了，我也觉得老爸应该资助格桑哥哥，让他完成他的梦想。

藏族孩子不容易，援藏干部也不容易。

那时候没有手机，亲人间的联系全靠邮件，路上来回需要个把月。西藏那曲海拔高严重缺氧，生活条件艰苦。据父亲的战友透露，父亲因为感冒高烧用错了药造成休克，差点把性命丢在那里，这个事儿他一直瞒着我们。记得父亲援藏第一年，省委组织部为了让援藏干部与家属过一个好年，特意在新年晚会上增设了两地通话环节，分配到每位家属的时间不超过两分钟。母亲转乘了一天的车到达杭州，晚上与父亲通了电话，很开心听到了父亲的声音，虽说意犹未尽，但足以温馨和满足。

援藏期间的所见所闻，像一股原始干净的清泉，不知不觉中洗涤了父亲的心灵，在时光的沉淀中，显现出原本的清澈。

都说父爱如山。年近六十的父亲有些发福，岁月染白头发，时光在他脸上留下纹路，让这座“山”显得更加沉稳与通达，散发出爱的光芒。

深沉的父爱，愿意用生命为我撑起一片辽阔明朗的天空，让我沐浴到人生最温暖的星光，我的父亲，是我一辈子的骄傲。

来源：西藏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