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观察所独家对话|胡宇东：给“杭州模式”降温？中国目前需要“不服来战”的城市竞争氛围

【对话/观察者网 心智观察所】

在数字经济浪潮中崛起的杭州，以独特的“政府引导、市场驱动、文化赋能”模式，成为当代中国城市转型的鲜活样本。

《杭州模式》一书系统解码了这座千年古城的现代突围密码。近日，心智观察所对话《杭州模式》作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风险资本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胡宇东。作者以历史纵深与现实经纬的双重视角，剖析了杭州如何将丝绸古韵淬炼为互联网基因，如何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平衡中孕育出阿里巴巴等创新生态，又如何以“数字治理”重塑城市毛细血管。

心智观察所：《杭州模式》一书的第二章重点提到了杭州的文化基因对城市科创活力的塑造。“杭州模式”常被贴上“诗意栖居”与“创业天堂”的双重标签，这种看似矛盾的定位是否与杭州文化中“儒商并重”的历史传统有关？有人认为，“杭州模式”的成功高度依赖其独特的自然与人文资源禀赋，其他城市难以复制。若剥离西湖、运河等文化符号，杭州的创新发展逻辑是否仍具有普适性参考价值？

胡宇东：杭州的文化符号如西湖、运河等是表象，其底层逻辑具有文化基因层面的共通性。这种文化基因如同“种子”，普遍存在于不同城市的文化脉络中。杭州的发展经验表明，关键在于识别并培育当地的文化基因，使其在适宜的环境如政策支持、资源汇聚中茁壮成长。其他城市并非缺乏这种“种子”，而是需要更有效地发掘和强化其文化基因的独特性。

我之前常说，中国文化基因的核心是“和谐共生”，这一理念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特质中。辜鸿铭先生曾以“温良”二字概括中国人的性格，其本质在于追求心灵与情感的生活，强调打破二元对立，实现融合统一。例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非对立博弈，而应如“鱼与水”般共生共荣。

《临安志》南宋皇城图

杭州通过文化符号如公共空间、文化地标强化了这些人文信号，使和谐共生的文化基因得以显性化。这种基因的普遍性在于，它存在于中国各地人群的深层意识中，只是需要合适的载体去激活和放大。

当前中国科技与经济发展需以人文精神为内核。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强国相关论述中强调，走向世界需依托人文底蕴的支撑。城市建设应关注居民的心灵与情感需求，通过公共空间、文化活动等载体传递文化价值。

杭州的独特优势在于历史传承与地理环境的结合。从历史因素的角度来看，南宋商贸传统与浙东学派思想塑造了儒商并重的文化土壤；从地理因素的角度看，杭州地处浙江冲击平原，汇聚周边资源与人才，为文化传承提供了丰沃条件。

心智观察所：提到杭州的文化基因时，还有一个关键词是“竹林效应”。

胡宇东：“竹林效应”指代文化基因的协同发展模式。如同竹林通过根系互联实现整体繁荣，城市文化发展需通过历史积淀、资源整合与群体协作，形成自我强化的生态体系。杭州的案例表明，这种效应需依托持续的文化创新与包容性政策，才能实现从基因到实践的良性循环。

杭州的实践表明，政府通过营造“阳光雨露”般的支持环境如政策扶持、资源配套，让市场与社会主体自主“茁壮成长”，正是竹林效应的典型体现。换句话说，杭州采取了“环境培育”式治理，政府专注于优化基础条件如营商环境、公共服务，而非直接干预市场行为。

最近我们看到有个反面案例，就是河北三河等地曾出现政府过度干预如强制统一商铺招牌颜色，拔苗助长破坏了市场生态。而杭州不强制规定企业行为，而是通过生态涵养激发企业活力，杭州模式强调“土壤肥沃”，反对过度干预导致创新生态失衡。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面临外部压力与经济挑战，亟需提振信心。4月17日，李强总理在国务院第十三次专题学习中强调 “市场预期便是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市场经济很大程度也是预期经济。”当下的中国需通过展示城市发展亮点激发市场活力，也需要通过积极宣传增强社会预期。

现在有部分声音认为需对杭州模式的宣传降温，避免过度聚焦单一城市。但我认为，今天的中国需要的不是四平八稳的无懈可击，而应该展现的是一个万马奔腾的中国，现阶段应鼓励像杭州这样的标杆案例，大鸣大放地讲杭州模式，允许杭州等城市在创新生态、营商环境方面宣传自身优势，形成示范效应，以点带面提振全国信心。

而且中国目前需要“不服来战”的城市竞争氛围，而非压制成功经验，城市间的差异化发展更能体现国家整体实力与韧性。

心智观察所：其实在杭州“六小龙”爆火之前，杭州已经有了一些全国乃至全球性的大企业比如阿里，在电商行业向全世界树立了一个标杆。这一次“六小龙”的科创形态和阿里这种老一辈企业的成长之路和主营业务都不太一样，如何看待这种不同？或者说杭州之前的电商、云计算和数字经济为“六小龙”是不是做了某种铺垫？

胡宇东：中国创新精神的演变与杭州企业的实践，始终离不开对时代的适应与突破。以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为例，当年在互联网尚未普及之际提出“跟随”战略，已是极具勇气的创举。

梁文峰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到，原来我们习惯于跟随，但现在我们要突破。

今天的创新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由过去的“广泛链接建平台”的模式逐渐转向“打深井”式的垂直深耕。

阿里那一代创业时，互联网就像是一颗长出来的神经线，这些神经线彼此还没有连接，所以当时的创新是把这些各个点连接起来变成一张网，一个平台，这本身其实就提高了效率，但是其实它也衍生出了很多新问题。就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平台经济实际上是通过垄断优势，可能会对每一条深井当中的实体经济造成了一个分蛋糕，甚至是抢蛋糕的局面。

杭州六小龙（@大公网）

所谓“打深井”，即企业不再满足于横向扩张，而是聚焦某一领域，以硬核技术构建核心竞争力。

杭州的实践尤为典型。许多企业虽然总部位于杭州，客户却遍布全球。问及原因，一家企业直言：“我们掌握两项全球独有技术，客户要解决问题只能找我们。”这种底气源于对技术的极致专注。例如宇树科技，其核心产品凭借过硬性能赢得市场信赖，甚至自信表示“无需额外帮助，只需专注产品”。然而，深入交流后亦发现一定程度上的隐忧，单一产品的成功不足以构建完整生态。机器人产业若想持续发展，需围绕核心产品延伸配套服务如机器狗的服饰、配件，而这需要跨领域协作与生态支持。

对比早期阿里等平台型企业，杭州新一代创新者的内核未变——敢于突破、追求效率，但方向更加聚焦。平台经济曾通过连接资源创造价值，却也衍生垄断等问题；如今“打深井”模式则强调在细分领域建立不可替代性，同时意识到生态建设的重要性。这种转变既是企业主动选择，也受到时代的推动。

心智观察所：长三角一体化强调区域资源共享与产业链协同，而“杭州模式”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数字经济与创新生态的独特性。在您看来，这种区域协同机制是否可能削弱杭州的差异化优势？例如，当上海、合肥等城市加速布局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产业时，杭州如何避免陷入同质化竞争？

胡宇东：总书记讲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其实是关键中的关键。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着这一波的产业升级，能够发展的品类有很多是领先世界的品类，而且是极其海量的。将来我们的世界一流企业，不是10家、100家，我们可能需要5000家、 1万家。

本身人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就是海量的，每一个细分领域都会出现世界一流的佼佼者。

所以从地方政府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关键是找到每个地方政府擅长和适合的龙头产业，然后去深耕它。我们在调研过程当中就特别注意到杭州有特色的招商工作模式，比如招商部门是跟本地龙头企业的采购部一起办公的，他们在考虑，这一个龙头企业需要采购哪些重要的供应商？我能不能把这个供应商招到这个龙头企业的身边来？就这样一步一步，把整个产业链就聚集到杭州了。这个过程像树根，最早有一个根的发育发端，然后这个根是蔓延长出来的，它这种自然而然长出来的根系，你要想把它连根拔走就很难。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其实对全国各地政府都很有启发——大家不要到别的地方去“拔树”，把人家那地方培育了几十年的一棵树硬生生地薅出来，然后硬栽到自己这里，很可能会造成水土不服。长三角有一些本地很好的龙头企业，所以应该先把这些龙头企业的产业链势头，从为产业降本增效、加强协同创新的视角出发去做招商引资和资源配置。

如果每个地方政府都这么干，我相信最后一定不是恶性内卷，而是百花齐放，各得其所。

心智观察所：招商部门和企业采购部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个确实很关键。

胡宇东：从需求出发。我们在杭州看到最重要的一点是求真务实和实事求是。招商过程中，需要思考“这件事本来是什么？招商的本质是什么？”也就是说招商的本质是找到适合本地发展的企业，跟本地龙头配合紧密的企业配套。

反而是那种追着什么国家重点产业名录，追着看看哪个企业这个比较大，比较有名，硬往自己怀里揽的做法，我觉得那是不实事求是，不求真务实的。

心智观察所：书中提到，杭州模式的第一支柱是信息效率革命，政府数据的开放共享是这一革命的基础性环节。对全国其他省市来说，进一步促进政府数据的开放共享，需要有哪些有效手段的加持？

胡宇东：我觉得首先得抓本质。杭州模式的本质说白了就是三条标尺。拿这三条去量，就能看出你学的是皮毛还是真东西。

第一条标尺是“能不能让老百姓只跑一次”。这听起来简单，比如办个证件，就算不用信息化手段，靠纸质文件协调也能实现，但关键是敢不敢把流程简化到这份儿上。

第二条是“资源分配和游戏规则全透明”。贴公告也行，不一定非要搞网上公开，但必须得让老百姓看得见规则，知道资源怎么分。

第三条最难——领导干部能不能“无私无我无损”，不谋私利还愿意担责。这三条跟信息化有关系，但核心还是人的观念问题。

说白了，信息化是个工具，它能帮你更快、更高效地实现透明和便民。但最根本的是领导干部愿不愿意放掉手里的权力，真正以老百姓为中心。哪怕环境整体没变，每个地方都能从一点一滴做起，不用非得等大环境改头换面。就像学生学高考状元的方法，人家考满分，你起点低没关系，但学习方法能借鉴。杭州模式的内核就是那三条标尺，各地得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别光抄表面。哪怕现在只有30分，慢慢学，总能一步步往上走。

心智观察所：价值共识是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与信息效率一同保障杭州模式成功，双翼并驱。价值共识看起来更抽象，更难懂一些，是否单凭制度设计就可以实现一座城市的价值共识？

胡宇东：价值就是指哪个更优先，什么东西会让你感到满足，其实它是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还是要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在改革开放前的四十年间，包括很多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那时候人们还处在吃不饱饭、穿不暖衣的阶段，难免会有更多的内卷和问题，这是那个阶段的特定状态。

但今天，我们的政府治理和社会发展已经是在全面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了，经济基础远远好于从前，这就为价值共识的建立提供了客观的物质条件。在很贫困的物质基础上，让大家高尚是很困难的。现在在中国，虽然不是所有地方，但更多城市和政府已经具备了基础的物质条件，这是一个学习杭州模式的好机会。杭州的经济基础是重要的保障，基层公务员的家庭环境和收入水平都挺高，所以对他们来说，吃拿卡要赚点小便宜是没有意义的，价值共识的土壤更扎实。

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城市也都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这时候应该回归中国人的文化种子和基因，注重心灵和情感生活，构建融洽和谐的社会关系。这种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基本价值观应该是大力倡导的。

价值共识的建立也是有前提的，至少需要物质基础作为保障。物质基础好的地方，价值共识更容易建立；物质基础差的地方，建立价值共识的挑战大一些，但也不是不可能。我们党的传统做法是：首先讲明白道理，鲜明地提出主张；其次树立典型；最后通过敲锣打鼓、唱戏、打快板等方式宣传正确的价值共识。

从这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正式执政以来，从国家大事、国家荣誉层面已经在有意识地加强荣誉感和价值导向。但到基层，还需要一种自下而上的呼应，更多地树立典型，更多地跟大家讲明白道理。这种价值共识的构建对于改善基层政府的执政理念、政商关系、营商环境是非常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个角度。

心智观察所：硬科技初创企业需要政府和社会资本融资的支持，杭州科创基金是如何做到统筹产业链的同时，又能契合国家“耐心资本”战略的？如何看待一级市场国资角色与投资回报率问题？

胡宇东：昨天中午吃饭时朋友提了个例子，他们园区有一家企业从某城市挖到了杭州。当时该城市的领导出面想留住这家企业，但企业说了几个客观情况。第一，杭州市政府给5000万投资；第二，给8000万银行授信；第三，配套厂房和物质条件。现在这家企业已成功上市，杭州政府至少赚了6倍或8倍。

这个例子说明要分三个层次来看。先看企业的固化阶段，从种子轮到IPO，每个阶段不同。政府大力扶持往往适合A、B轮企业，因为A、B轮的成功概率相对较高。像刚才说的5000万加8000万授信的投资规模，按传统投资，其实属于B轮以后的投资。

我们调研中还看到，有家企业200多人规模，至少是A、B轮企业了，却从其他城市搬到杭州，因为当地营商环境反差太大。从政府角度看，更适合抓B、C轮公司，而不仅仅是纳税大户。只要有这个视角，这些公司并不难发现。

刚才说的两个例子，企业已发展到一定规模，产品优势和竞争力已证明，但当地领导却没人敢于下手。这就引出第二个问题，国有资金主导投资绕不开责任问题。

在杭州，我们看到一套铁律：无私、无我、无损。即不往自己兜里揣钱，不损害公共利益，这种情况下犯的错能被原谅。回过头看刚才两个案例，其他城市的相关领导为何不能给出杭州的筹码？因为没人担责。为啥没人担责？问责标准很关键。如果问责是只要失误就重罚，那下次谁还敢干事？问责标准要是过于严厉，就像小朋友走路摔一跤就挨打，下次他就不敢走了。

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也类似。如果领导没有谋私，即使国有资产流失，那只是能力问题。能力不行可以培训或调岗，不能一票否决，一棍子打死？杭州敢担责的现象比其他地方突出，但敢担责不是乱担责，核心是无私无损。现在巡查、审计制度完善，关键是要保护真正敢决策、敢担责的干部。

企业总部搬迁对地方来说是重大损失，涉及税基、人才流失等问题。但有时政策没人敢拍板，资源对称情况下也不敢决策，还是问责问题。

心智观察所：在书的最后一部分，提到了杭州模式的一些挑战，包括平台协同性可能会变成垄断性，杭州仍面临着一些诸如“应用强，基础弱”的问题，面对这些挑战，主要的应对之策有哪些？

胡宇东：我觉得还是要实事求是，顺其自然。如果杭州擅长在底层技术基础上做好产品，那就在产品层面打造核心竞争力。要是随着环境和人才聚集，杭州在前沿科技探索上形成高地，那就让它自然形成。在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各地应该差异化竞争。

北京高校集中、院士众多，就该是科技创新中心。公司总部在杭州，研发中心可以设在北京，这都是很自然的过程。还是应该求真务实，不要硬凹，合理的、针对性的提高是必要的，但不是每个城市都要成为“六边形战士”。

在高科技、硬科技企业的产学研转化过程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应该是创新主体，科研院所和高校则作为辅助。从实验室到企业孵化，这个过程的堵点还不少。杭州在这方面走了一条比较前沿的路，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由企业来观察并选择合适的技术路线。这确实是个不错的方式。

心智观察所：目前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扰乱了全球供应链，不可避免地会对外向型的企业造成一些冲击，这是否会对“杭州模式”也产生一些潜在的影响？

胡宇东：我觉得还是要从本质上看问题，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其实是最大供给制造和最大消费之间的博弈。最大制造的本质在于能否以高投入产出比完成制造，做到物美价廉。只要抓住这个核心，任何短期的政治博弈和政策波动最终都会回归这个均值。

科技创新往往需要时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总体基调是专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政策方面也在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带来的直接冲击，但关键还是要在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前提下。比如大疆，虽然被美国制裁，但因为没有可替代的供应商，最后还是解除了制裁。

去年广东省一些城市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部分原因是产业向东南亚转移。这其实是对全国的挑战，国际产业链结构和中国产业链结构都必须经历巨大变化。

从政府角度看，应该积极拥抱和适应这些变化。比如在贸易战中，中国中低端产业向周边国家转移是大势所趋，但地方政府能否在高端产业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主动作为，而不是被动等待，这是关键。

心智观察所：目前长三角一带的很多城市都在出台各种抢人政策，而且抢人政策有趋同性。这会不会造成某些人力资源的内卷？

胡宇东：人才问题不能泛泛而讲，人才其实也是分专业的。你要从自己的优势产业出发去做工作，这是一个关键视角。比如说，有的地方是新能源电池之都，有的地方可能是造船业之都，各地的人才其实有着不同的专业方向。

长三角一体化的“杭州版图”

人才政策也不仅仅是给多少钱的问题，人的感受是非常细微的。就像有的饭店装修得五星级豪华，但你去吃饭不开心，可能是因为服务员没有笑脸，或者厕所没清理。真正的人才政策其实应该是关注人才感受，而不是单纯的政策本身。杭州在调研中给我的感觉就是注重人才感受。各个城市不应该在人才政策上互相攀比和简单借鉴，而应该比拼和关注人才感受。如果要做一个指标来监测这方面的情况，应该是基于像360度评价一样的调研，去了解人才的感受。

心智观察所：您作为智库的负责人，会经常会去企业或地方政府做调研。调研过程中有没有很独特的心得体会，或者有一套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挖掘真实场景的方法论？

胡宇东：咱自己的看家宝贝不能丢。中国的看家宝贝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是实事求是，物质决定意识，为人民服务，追求生产力的进步。不同的信仰体系和文化价值体系会导致不同的取舍和决策，也会产生不同的视角。同样一只狮子，在羚羊看来是凶神恶煞，是魔鬼；但在小狮子看来，它是一个慈母。

因为物质决定意识，所以我们必须发展生产力，才能让人民过得幸福。我们的使命是为人民服务，这是最大的幸福，所以才会以人民为中心，关注客户的感受。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们不会刻舟求剑，而是会看事情背后的本质，以及它的运动和变化。

我觉得这是根本。为什么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专家学者和智库会出现混乱，价值观不统一？其实是因为大家没有用好这个法宝，或者用的法宝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总书记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根。如果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杭州的那些典型现象就会自然发生。这可能就是我看问题的视角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我从这个视角出发去认识世界、做调研、提解决方案。

我们在书中提到，在杭州模式中看到的是一种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改变最终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带来的不仅是共同富裕，甚至可能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造就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虽然我们在书中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但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生产关系，能够激活创新、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多社会财富，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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